吉卜林自传性作品中的童年创伤、自我重构与男子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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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关于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童年在寄养家庭的遭遇，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依据创伤文化理论、叙事心理学和传记文学理论，可以发现，吉卜林童年在寄养家庭遭受的虐待给他带来了心灵创伤并造成自我的迷失，而其自传性写作对这段经历的重述实际上是一种重新审视，目的在于修复创伤、重建自我。在这些自传性作品中吉卜林强化了慈母与无辜受虐的童年自我形象，并阐释了自己“被遗弃”经历的现实意义。同时，在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社会文化思潮影响下，吉卜林重构的自我形象坚韧而又具有男子气概。

作者简介

陈兵，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本文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英国历险小说与民族身份建构研究”【项目批号：14BWW070】、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转型期的英国历险小说研究”【项目批号：13WWA00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Childhood Trauma, Self-reconstruction and Manliness in Rudyard Kipling’s Autobiographical Works

Abstract

Scholars have been debating about what had actually happened to Rudyard Kipling, the first British winner o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his English foster family during his childhood. With the help of trauma theories, narrative psychology and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theories, it could be found that Kipling suffered undeniably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trauma and the consequent loss of self. His continuous description of this experience in his autobiographical works is actually a kind of reevaluation of this experience, which serves to reconstruct his lost self. In these works, Kipling depicts loving mothers, innocent and lovely children and self-image. Moreover, influenced by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late Victorian society, Kipling’s reconstructed self-image is sturdy and manly.

Author

Chen Bing, Ph.D.,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with English literature as his main research area. 

Email: bchen@nju. edu.cn

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出生于印度孟买 ,6 岁时与妹妹一起被父母送回英国接受教育，在寄养家庭度过了五年多并不快乐的时光。吉卜林后来在不少作品中回顾了这段经历：在创作生涯之初写成的短篇小说“咩咩黑羊”（“Baa Baa Black Sheep”, 1888）基本上是这段经历的重述，首部长篇小说《消失的光芒》（The Light That Failed, 1891）和童话体动物小说集《丛林之书》（The Jungle Books, 1894,1895）中主人公幼年遭受虐待或被抛弃的情节也是对这段经历的隐喻性呈现①。自传《我自己的一些事》（Something of Myself, 1937）更是花了很多篇幅描写这段经历，其中充满了愤怒和自怜自艾的情绪。对于吉卜林在自传及其他带自传色彩的作品中所描写的自己童年在寄养家庭受到虐待的情形，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美国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在“无人阅读的吉卜林”一文中追溯了吉卜林的少时生活与其创作间的联系，认为吉卜林作品中表现出的憎恨、残忍和不信任等因素都源于吉卜林在寄养家庭的痛苦童年、在联合服务学院上中学时受到的欺辱以及他在中学毕业后去印度工作的“艰辛七年”等生活经历（Wilson 17—69）。威尔逊的观点得到里昂内尔·特里林等人的呼应，成为吉卜林研究中的一派重要观点。但吉卜林的权威传记作者查尔斯·卡宁顿则发出不同的声音。他在“咩咩黑羊：事实还是虚构”一文中认为吉卜林在小说“咩咩黑羊”中关于自己童年痛苦生活的叙述有不少想象和夸张的成分（Carrington, “Baa, Baa, Black Sheep” 7—14）。马莱特等吉卜林研究专家也赞同卡宁顿的观点。因此，尽管评者大多承认吉卜林在寄养家庭受到了虐待，但其受虐程度如何，这种虐待又给吉卜林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对其日后的生活和创作造成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对于这些争议，也许近年来兴起的创伤文化理论、叙事心理学和传记文学理论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创伤文化理论由弗洛伊德等人奠定，关注身体创伤的心理研究。近年来创伤研究已逐渐由心理学领域扩展至文化、历史、种族等多个领域，成为当代西方跨学科学术研究的流行范式。后现代思潮下诞生的叙事心理学则研究人们的生活故事，认为故事本身反映了个体心理发展与变化的过程，强调生活故事叙述与自我构建之间的联系。而传记文学理论则告诉我们，自传中的自我并不一定是真实的自我。借助这些理论来观照吉卜林的自传性创作，我们发现，吉卜林在其自传性作品中对其童年创伤经历的重述实际上是对这段经历的重新审视和叙事治疗，目的是重新构建迷失的自我。而吉卜林在重构自我的过程中又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他在这些自传性作品中构建的自我形象坚韧而具有男性气概，符合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理想男性形象。

01

吉卜林的童年创伤及其自我的迷失

关于吉卜林童年在英国寄养家庭的经历，由于吉卜林在世时已经销毁了大部分家庭档案材料，我们只能通过自传《我自己的一些事》以及其他人的一些零星回忆材料进行了解。这部吉卜林去世后出版的自传由 8 篇相对独立的文章构成，其中涉及吉卜林生活经历的只有 7 篇，非常不完整，对于吉卜林生活中的许多大事，如其初恋、丧友、丧女、丧子等事件都没有记载，但对于吉卜林童年在英国寄养家庭的经历却记录甚详。在吉卜林的回忆中，那个寄养家庭成了“荒凉之屋”（House of Desolation），其养父 “是那所房子里我所记得的唯一一个曾对我说过善意的话的人”（Kipling, Something 7）。其养母是一个严苛的福音派教徒，对孩子们很苛刻。孩子们常常挨打，吉卜林也不例外。除了身体上的惩罚外，其养母还常用地狱的种种恐怖场景恐吓幼小的吉卜林和其他孩子，对其进行精神上的控制和折磨（Kipling, Something 7）。此段回忆中最令人震惊的细节是吉卜林的母亲从印度赶回英国接孩子，晚上来其屋里道晚安时，吉卜林居然习惯性地抬起胳膊来抵挡那惯常有的打击（Kipling, Something 18）。吉卜林的妹妹爱丽丝在吉卜林去世 11 年后回忆这段寄养生活时，也指出吉卜林经常受到各种凌辱，包括精神上的摧残（Fleming 9—10）。

       如前所述，学术界对于吉卜林的这段经历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吉卜林自传中所述是否属实、他究竟受到了多少虐待、其创伤程度如何。美国创伤理论家卡西·卡鲁斯指出，创伤是一种突然的或灾难性的事件中无法承受的经历，在这种经历中受创者对事件的反应往往滞后，且常以各种方式不断重复（Caruth 11）。吉卜林在其创作中频频再现这段经历，表现其痛苦，正体现了心理创伤的特点。此外，美国精神病学家朱迪斯·科恩也指出：“一个完全相同的应激事件在不同的儿童身上，可能因人而异产生程度迥异的影响，这取决于每个儿童先天的心理弹性、后天习得的应对机制和身体、情绪、社会支持等外在资源”（Cohen, et al 4）。吉卜林受虐待的程度与其创伤程度并不一定成正比，因此对于其自传中关于这段经历的叙述是否有夸张之嫌，这种争论并无多少实质性意义。对于吉卜林而言，在寄养家庭的生活与在印度度过的幼年生活反差特别大，也很突然，因此就显得特别痛苦，造成的创伤也就特别深。我们知道，吉卜林父亲是孟买艺术学校的教授，他们家在当地属于上层社会，生活优越，童仆众多，吉卜林一直备受宠爱。但到了英国寄养家庭后一切全变了样：除了养父给他的短暂温情外，养母在精神和肉体上都虐待他，养母的儿子也经常助纣为虐，使其生活雪上加霜。这种生活经历的巨大反差使得幼年吉卜林感到孤独、绝望，有很强烈的被抛弃的感觉。这些在其自传性作品中都有反映。“咩咩黑羊”描述了幼小的彭曲和朱迪兄妹在寄养家庭的痛苦生活，特别是对两个孩子发现父母离他们而去后的伤心和绝望刻画得尤为细腻。此外，《消失的光芒》中尼克的孤儿身份、《丛林之书》中幼年的莫格里被受到老虎威胁的父母所抛弃的情节等等，无不表达了这种深沉的孤独、绝望和被弃感。这种被父母抛弃的痛苦也明显表现在吉卜林的妹妹爱丽丝的回忆录中：“没有哪个善良有爱心的父母会丢下他们的孩子几年时间而不给他们一点准备或者解释。因此，我们感到被抛弃了——所有的东西一下子全没有了。妈妈，爸爸，还有我们那附带着一个满是阳光和小鸟的花园的房子。亲爱的保姆〔……〕所有的一切全都不见了。为什么呢？〔……〕我们想不明白——这让我们非常痛苦”（Fleming 9）。

深度的创伤往往会造成受创主体自我的迷失，特别是当这种创伤发生在儿童时期。科恩指出，儿童在遭受创伤性事件之后对自我、对世界和对他人的看法会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们会感到恐惧、抑郁、愤怒和情绪紊乱，同时会失去对其他人和对这个世界的信任（Cohen, et al 5—6）。成年后的吉卜林敏感、封闭，非常重视家庭的温情，无疑与这段童年经历有关。童年的创伤也使得吉卜林对很多事情失去了信心，特别是其宗教信仰产生了变化。众所周知，吉卜林父系和母系祖先都是比较传统的基督教循道宗的牧师，其家族宗教气氛浓厚，对幼年的吉卜林影响很大。但是在寄养家庭的遭遇改变了这一切。有学者指出，由于福音派教徒的养母的虐待，吉卜林逐渐丧失了对基督教的信任，并转向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寻求精神慰藉（Salesses 1; Allen 23, 25—26, 28）。可能正是由于这段痛苦的儿时经历及其在印度成长过程中的宽松的多宗教环境，吉卜林成年后对讲究宗教宽容、平等相处、兄弟友爱的共济会表现了极大的痴迷，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宗教信仰②。

吉卜林在自传中说，寄养家庭的虐待耗尽了他的仇恨，他此后再也没有真正地恨过谁（Kipling, Something 17）。吉卜林的妹妹爱丽丝在回忆录中也宣称这段经历对于吉卜林以后的性格并没有带来什么影响（Fleming 10）。对于吉卜林兄妹的这种表白，我们需要有保留地接受，因为直到 1935 年，也就是吉卜林去世前一年，在谈及寄养家庭时，吉卜林还表示要“烧掉那屋子，再用犁将那地方犁过”（qtd. in Wilson 20），而其去世前不久才完成的自传开篇即说“给我一个孩子生命前六年的时光，其余的你都可以拿走”（Kipling, Something 3），明显是对于自己童年创伤经历的悲叹，因为其儿时创伤经历始于六岁。创伤带来的仇恨可见一斑。“咩咩黑羊”的结尾也重复了创伤和仇恨的声音。当彭曲陶醉于重新获得的母爱，表示一切都将回到从前时，叙述人的声音出现了：“不完全如此啊，彭曲。因为当幼年的嘴唇尝多了憎恨、怀疑和绝望的苦水后，全世界的爱也无法使其忘却那种滋味；尽管这爱会有那么一会儿使黯淡下来的眼睛转向光明，在没有信仰的地方教授信仰”（Kipling, Twenty-one Tales 108）。故事以这段话结束，明显表现了创伤给少年彭曲 / 吉卜林带来的影响。正如前述威尔逊所言，我们在吉卜林的作品中看到很多憎恨、暴力和报复的因素。可以说，这些因素都源于吉卜林的生活，特别是其儿时受虐的经历。如此来看，吉卜林的这种“无恨”的表白实际上表达了一种遭受创伤后常见的感情麻木心理。吉卜林直到去世前对于自己的童年创伤经历还不能释怀，可见其创痛之深，也表明吉卜林一生都生活在其童年创伤的阴影里。因此，如何走出创伤也是其一生都在努力的事情。

02

慈母、无辜受虐的儿童与“遗弃”的意义

叙事治疗理论认为，心理创伤的核心体验就是无能为力的感觉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断绝。受创主体若想复原，就必须设法重新获得力量、建立新的外部联系（Herman 133）。创伤叙述就是与外界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创伤叙述包括向治疗师口述自己的创伤经历，也包括写作叙述，特别是自传写作能够很好地将创伤事件组织为具有因果关系的连贯叙事，使得整个事件呈现出特定的意义，对于自我形象、责任及道德的建构等方面都有影响。学者们指出，在自传中受创主体追述过去创伤经历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创伤经历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同时也是重塑自我的过程（Crossley 3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吉卜林的自传性写作就是其修复创伤和重建自我的努力。

要想修复创伤，重建自我，吉卜林首先必须在自己的创伤叙事中对其创伤经历进行合理的解释。科恩指出，“童年创伤可能扭曲儿童对自己、对创伤的加害者、对他人、对社会契约以及对世界的观念或认知。创伤事件之后，儿童通常会寻求一个解释，为什么这样可怕的事会发生在自己或挚爱者的身上”（Cohen, et al 10）。在吉卜林的个案里，有两点需要关注：一是他从印度的“天堂”被送到英国的“地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母亲的决定；另外一点是，他在印度备受宠爱，到了英国寄养家庭却被认为是一个令人讨厌的顽劣儿童。因此，在其创伤叙事中，吉卜林需要改变狠心的母亲和顽劣儿童形象，这样才能开始重新建构正常的自我。 

19 世纪中后期，驻印度的英国人都习惯将孩子送回英国受教育。吉卜林与妹妹被送回英国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因此，对于吉卜林兄妹不存在什么“抛弃”问题。但有学者指出，按照当时的标准，吉卜林兄妹被送得过早了。此外，吉卜林父母很可能出于自立自强的考虑，没有将吉卜林兄妹送到伦敦的几个亲戚家抚养，而是将其送到陌生的寄养家庭（Carrington, Rudyard Kipling 44—46）。无论如何，吉卜林父母的这个决定造成了吉卜林的心灵创伤。不少学者认为，吉卜林的母亲对于吉卜林幼时受到的伤害负有很大责任。多萝西·阿黛尔森、安德鲁·李赛特等人认为吉卜林母亲为了其父亲的事业牺牲了孩子们的幸福（Carrington,Rudyard Kipling 52; Lycett 54, 60）。学者蒙特菲奥里在评论《丛林之书》也指出，此书是一个关于放逐和收养的寓言，吉卜林写作此书是为了回顾自己的童年，通过对比孟买的天堂岁月与“荒凉之屋”的痛苦时光含蓄地宣说了其父母的过错（Montefiore 97—98）。安德鲁·李赛特还在其传记《鲁德亚德·吉卜林》中指出，吉卜林母亲为吉卜林的遭遇感到痛心和自责，请求他原谅。吉卜林虽然原谅了其母亲，心里却一直有被抛弃的感觉，不过表面上却用美化其母亲形象的方法加以掩饰（Lycett 64—65）。

确实，吉卜林的自传性作品对这段经历的叙述充满了亲情和慈母形象。“咩咩黑羊”中主人公彭曲的父母亲智慧、慈爱，是兄妹俩的全部世界。送兄妹俩去英国受教育纯粹是为了将来孩子们的前途着想，为此他们不惜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情感煎熬：回英国前他们为兄妹俩在陌生环境里的生活担惊受怕；临分别时他们依依不舍；发现儿子被虐待后他们心痛无比。在整个故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抛弃”的阴影，只体会到浓浓的亲情。类似的慈母形象和情节也出现在吉卜林其他的自传性作品中。《消失的光芒》中酒馆老板娘比纳特夫人从认识迪克起就像慈母一般照顾他，使其时时感受到母爱的温暖。《丛林之书》中被抛弃的莫格里更是有很多疼爱他的“父母”：除了村庄里的养母默苏娅和狼爸爸狼妈妈，熊师巴鲁、黑豹巴希拉，蟒蛇卡阿都是其“父亲”。他们一看到莫格里就对其产生了深沉而无条件的爱。《我自己的一些事》第一章“很年轻的人”中谈及儿时经历时对其母亲着墨不多，但其慈爱的保姆和“乔姬”姨妈充当了“慈母”的角色，给予他很多关爱。从叙事心理学角度来看，吉卜林在其创作中频频塑造慈母的形象，不仅是为了掩饰其对母亲的怨恨，更是为了解决其“被抛弃”的心结，是对其少时痛苦记忆的一种补偿。

除了改变狠心的母亲形象外，吉卜林还必须改变自己的顽劣儿童形象，论证自己的无辜，这样才能重新构建正常的自我。卡宁顿等学者指出，吉卜林少时比较淘气，而其养母比较古板，认为需要对其严加管束，这才导致了后来吉卜林被虐待（Carrington, Rudyard Kipling 47—48）。但在吉卜林的自传性作品中其少年主人公则往往聪明活泼，受到周围所有人的喜爱。《我自己的一些事》第一章采用儿童的视角，用温暖的笔调描述了吉卜林儿时在印度孟买的天真快乐生活以及自己受父母和保姆童仆宠爱的情形——在这样简略的自传中还有吉卜林儿时被母鸡吓哭而父亲为其绘画、写打油诗戏弄他抚慰他的细致温馨场景。“咩咩黑羊”中的彭曲以童稚的纯真和爱对待父母和仆人们，赢得了他们一致的宠爱。彭曲的父亲一点也不担心彭曲兄妹的英国之行：“彭曲是个快乐的小家伙，他到哪儿都会交到朋友”（Kipling, Twenty-one Tales 81）。当彭曲兄妹发现父母悄悄离开他们时，他们感到分外绝望：“彭曲和朱迪本身没有犯任何错误，却失去了整个世界”（Kipling, Twenty-one Tales 86）。彭曲被虐待的情节描写得非常细致，其无辜与无奈更是得到特别的强调。《消失的光芒》中的养母心肠狠毒，还克扣其生活费，而少年迪克则耐心忍受一切，且在与另一个受虐待的小女孩梅西的交往中宽容大度，舍己为人，表现出小小男子汉的风度。在《丛林之书》中幼年莫格里的父母带着他在丛林中遭遇老虎，于惊吓之中将其抛弃，他本人没有丝毫过错。而莫格里随处都遇到深爱他的“父母”们，也证明其童稚可爱。书中狼妈妈首次见到他就很惊喜：“那么小，那么光溜溜的，还——那么大胆”（Kipling, The Jungle Books 8）。就这样，在这些自传性作品中，吉卜林通过对慈爱父母和无辜少年形象的塑造，为重塑正面的自我奠定了基础。

在创伤性事件中发现生存的意义，从而将创伤性事件转化为成长的动力，这也是修复创伤、重塑自我的重要步骤。叙事心理学者麦克亚当斯指出：“我们并不是从叙事中‘发现’自己，相反地，我们是从叙事中‘创造’自己 〔……〕透过叙事，我们会去定义我现在是谁，我过去是谁，未来我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Crossley 125）。吉卜林在对自己少时创伤经历的重述中也建构起“遗弃”事件对于他日后成功的意义。在《我自己的一些事》中，吉卜林提到他在寄养家庭为了消愁解闷，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其中一些直接启发了他后来的写作（Kipling, Something 8—10）。此外，吉卜林还在自传中多次提及自己的“撒谎”行为并进行辩解。我们知道，对于基督教各教派来说，说谎都是大罪，可想而知，撒谎行为对于具有循道宗家族背景的吉卜林来说是怎样的一种折磨。但吉卜林在自传中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反复声明其撒谎是一个饱受虐待的无助儿童的无奈之举，还强调自己在那种环境下学会了察言观色，而这些都为其未来的文学创作生涯打下了基础，从而将创伤转化成自我成长过程中的动力和能量。（Kipling, Something 8, 12, 17）。在《丛林之书》中“遗弃”事件也成为莫格里日后成为丛林之王的契机——正是由于父母的遗弃，幼小的莫格里才得以进入丛林的奇妙世界，并从狼爸狼妈、黑豹巴希拉、熊师巴鲁等“养父母”那里学到了许多本领，因而能够成功地闯荡丛林，最终成为丛林之王。学者莫斯认为莫格里与吉卜林本人中间存在明显的联系，因此莫格里故事可以说是吉卜林少时经历的一种隐喻：一个男孩被父母抛弃在陌生的环境里，由多个好坏不等的“养父母”养大，受环境所迫培养出了非凡的力量和本领，最终又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间摇摆不定。甚至莫格里成为丛林之王也可以在吉卜林的文学生涯上找到对应：印度不如英国发达，但吉卜林依靠其在印度的生活积累和创作在伦敦成为文坛新星，《丛林之书》中村庄中的人不如丛林中的野兽，但莫格里却是因为其人的特殊禀赋而逐渐确立了其在丛林中的霸主地位（Moss 112—113）。

03

吉卜林的自我重构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

的男子气概

吉卜林在自传性作品中对自己的创伤经历进行了合理的解释，重新塑造了慈母和无辜受虐的儿童形象，并阐释了“遗弃”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吉卜林进一步重构了自我形象。传记文学理论认为，自传作家往往从特定的身份出发来再现自我，因此，其叙述的不纯粹是事实，而是一种经验化的自传事实，也即是用来建构自我发展的事实，其轴心是自我（赵白生 83, 26, 14, 16）。换句话说，尽管理论上来说自传作者对自己的生活最熟悉，写出的自传应该最符合事实真相，但鉴于自传有着建构自我的动机，因此自传作者在材料的选择和阐释上就不免带上主观的成分，目的是向读者呈现一个作者自己心目中的自我。被认为是现代西方自传里程碑的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1782）一向以坦诚和真实著称，但在当代学者抽丝剥茧般的细察之下也呈现出虚假、做作、美化自我的一面（孙伟红 207-225）。由此看来，吉卜林在其自传性作品中对自我的重构也逃脱不了主观建构之嫌——实际上他在塑造受宠的少年时就已经在有意识地进行建构了。 

在这里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社会语境。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国力强盛，并为了争夺工业原材料和商品市场开始加快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步伐。殖民开拓基本上是男子的事业，于是整个英国社会呼唤勇敢、强悍、坚韧等“男子气概”（manliness）。特别是到了吉卜林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逐渐开始丧失其工业上的领先地位，受到迅速崛起的德国等新对手的威胁，并与列强在非洲等地展开新一轮的殖民争夺。变化了的社会情势使得英国更加需要大量具有“男子气概”的殖民人才。有学者指出，“男子气概”是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语汇，任何人只要坚韧克己，能够直面生活的艰难困苦，勇敢无惧，并能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都可以说具有“男子气概”（Boyd 45—46）。流风所及，当时的青少年也崇尚“男子气概”，他们成立各种青少年团体（如“基督少年军”等），热衷于各种体育运动和战斗游戏，阅读殖民征服和帝国英雄的冒险故事，陶醉于大英帝国的辉煌战功。而公学教育、各种青少年期刊杂志等也推波助澜。1870 年英国普及小学教育后当时的小学课本里就经常讴歌伊丽莎白朝的德雷克、霍金斯、18 世纪的伍尔夫、克拉夫等英国历史上开疆拓土的英雄人物，灌输勇敢、坚韧、冷静、克己、遵守纪律和坚守秩序等观念（Heathorn 395—427）。吉卜林接受小学和中学教育（1871—1882）时正当其时，而且吉卜林所上的中学“联合服务学院”是一所普通的公学，由一些殖民地军官建立，目的就是为大英帝国各殖民地培养合格的管理人才。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吉卜林自然也崇尚“男子气概”。

吉卜林少时顽劣，但经过“荒凉之屋”的规训，他逐渐变得沉默、顺从，甚至有点懦弱，而且他深度近视，不喜欢、也不擅长当时英国少年热衷的体育运动，上中学时常受同学欺负。依据当时的主流社会标准，吉卜林身上实在难说有多少男子气概③。但他在自传性作品中塑造的自我形象却具有明显的“男子气概”。比如，“咩咩黑羊”的主人公彭曲从小就富有冒险精神，爱听打猎、战斗的故事；他具有领袖气质，宽宏大度，受到所有下人的喜爱（Kipling, Twenty-one Tales 80）；他也具有反抗精神，在养母母子的淫威下甚至要以死相拼（Kipling, Twenty-one Tales 104）。而小说中养母母子的恶毒、阴险使得他们对彭曲的虐待进一步彰显了彭曲的这些优秀品质。与彭曲一样，《消失的光芒》中的迪克也在养母的淫威下艰难度日。但他并不惧怕养母的棍棒，而是坚强独立，照料与自己一样受到虐待的小女孩梅西，还节衣缩食攒钱买了把手枪，经常练习，其“男子气概”尽显无疑（Kipling, The Light 7—17）。小说中的迪克日后能够成功地战胜各种困难，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甚至作为战地记者在非洲战场上也能应付自如，正是依靠他在逆境中养成的这些品格。而《丛林之书》中的莫格里强悍、敏捷，坚韧，重视行动与法则，具有领袖气质又富有牺牲精神，更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男子气概”的一个优秀典型。吉卜林的自传《我自己的一些事》也将幼年的自己刻意塑造成一个机敏而具有冒险精神的儿童。他描述寄养家庭所在的朴茨茅斯南海镇时不断提及英国海军、特拉法加海战等军事题材，甚至还描写自己获赠一片取自当地一条从北极探险回来的船只上的舵板（Kipling, Something 6—7），从而营造出一种充满冒险与尚武精神的氛围并将自己与其联系起来。而他的阅读书目中也颇多司各特、笛福等富于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的作品。他还模仿《鲁宾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与野蛮人做交易的场景（Kipling, Something 10—11），玩诸如捣毁马蜂窝之类的游戏和恶作剧。吉卜林还总结说寄养家庭的虐待为其以后的生活做了准备：他需保持机警，养成观察的习惯，对别人随时察言观色，同时保持沉默顺从。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吉卜林将这种顺从与沉默阐释成坚强、隐忍、克制，对于行动的重视以及对于权威的顺从和对秩序的遵守，而这些都是“男子气概”的必要品质。就这样，在自传中吉卜林依据当时英国社会的需要成功塑造了一个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少年自我形象。

依据创伤文化理论、叙事心理学和传记文学理论，我们发现，吉卜林在其自传性作品中创造性地将其童年创伤经历解读成造就其日后巨大文学成就的必要准备，并成功建构了具有男子气概的少年自我形象。而隐忍克制的强悍少年——或具有少年心性的成人——不断出现在其作品中，逐渐成为其作品主人公的标志性形象④。这种自我形象的建构不仅是对吉卜林童年创伤的修复，对其心理缺憾的补偿，也契合了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的社会文化需要。正是在这一点上吉卜林的自传性作品显示出其独特的意义。吉卜林 “被许多人认为是那个时代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英国作家”（Bradbury 56），部分原因当源于此。无独有偶，1995 年吉卜林宣扬类似信条的诗歌“如果（If）”在英国 BBC 广播公司所作的读者调查中被选为最受欢迎的英国诗歌，当也与大英帝国国力日衰、风光不再的整体“创伤”社会语境有关。

吉卜林写过一首诗“祈求（The Appeal）”作为自己诗歌全集的压卷之作，要求读者不要刺探其生平隐私，而应将精力拿来阅读其作品（Kipling, The Collected Poems 851）。诚然，对于名作家生平一味的追踪索隐，会让我们舍本求末，走上歧路。但是，一个作家的生平与其创作间的关系显然无法忽略，因此只要我们把握住合适的限度，那么对一个作家生平的探寻就有可能曲径通幽，向我们深刻展示其创作及其所属社会文化的种种奥秘。

注解

【Notes】

①吉卜林早年与其过从甚密的希尔夫人指出“咩咩黑羊”是吉卜林“早年生活的真实记述”，吉卜林的权威传记作者查尔斯·卡宁顿的合作者阿奇·里尔也认为“咩咩黑羊”以及《消失的光芒》的前几章“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传”（qtd. in Carrington, “Baa, Baa, Black Sheep: Fact or Fiction ” 8-9）。

②共济会是 1717 年成立于伦敦的一种封闭性秘密社团，提倡“自由、平等和友爱”的口号，会员之间以兄弟相称，主张团结互助，种族、宗教间的宽容和思想自由，带有一定的乌托邦倾向。吉卜林少时遭受虐待的经历使其产生了强烈的孤独和被弃感，共济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吉卜林对于“家”/ 归属感的渴望。吉卜林一生在多处参加并参与组织共济会分会。参见拙著《鲁德亚德·吉卜林研究》23—27。

③有趣的是，吉卜林在自传中声称自己在联合服务学院上中学时喜欢游泳、也踢足球，只不过因为视力差而没能入选学校的候补球队（Kipling, Something of Myself 26）。但据其在联合服务学院的同学马尔科姆（G. H. Malcolm）称，吉卜林在中学时讨厌板球、足球和任何学校规定必须参加的体育运动 (qtd. in Page 31)。吉卜林的温和懦弱性格还见于他与内弟的争吵中。吉卜林婚后在其美国妻子的娘家居住时与无赖的内弟发生矛盾，结果步步退让，最终狼狈逃回英国。当初吉卜林和其内弟的邻居弗雷德里克·沃特在记述这个事件时开玩笑地说：“写作最强悍的散文或诗歌的作家也许在内心是个最温顺的人”（Water 93）。

④少年英雄一直是吉卜林关注的中心，像《丛林之书》中以莫格里为代表的少年主人公、《基姆》中的基姆、《勇敢的船长们》中的哈维和丹等，都是十六七岁的少年。其笔下的成人基本上是少年的延伸，如其塑造的著名的三个士兵。评论家莫思认为吉卜林一直没有超越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他心中有一个永恒的少年情结（Moss 32）。需要指出的是，吉卜林的公学小说集《斯托凯与其同党》及其诺贝尔奖获奖作品《基姆》也有自传性特征，但因为与其童年创伤经历基本无关，本文对其存而不论。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Allen, Charles. “Ruddy’s Search for God: The Young Kipling and Religion.” Kipling Journal. June 2009: 2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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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 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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